第三届巴黎中法论坛举行

考研初试命题应兼顾公平与特色,AI播报|我国航空公司今年完成旅客运输量突破7亿人次

美文示范

发挥新媒介优势探索乡村文化振兴多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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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刘思维）12月1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库·数字媒体前沿译丛”成果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举行，来自新闻传播学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参会。发布会上发布了“数字媒体前沿译丛”五本译著成果，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数字媒体研究和出版领域的前沿问题。12月1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库·数字媒体前沿译丛”成果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良乡校区举行。受访者供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童根兴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他对译丛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和我校的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研处处长王炜、教务处处长罗自文为发布会致辞。“数字媒体前沿译丛”主编李书藏、译者代表刘津及多位译丛责任编辑参加会议。发布会由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数字媒体前沿译丛”主编漆亚林主持。“数字媒体前沿译丛”精心选取了全球数字媒体领域的前沿著作，集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进行学术翻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库项目支持下，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问世。李书藏详细介绍了“数字媒体前沿译丛”的内容、选题背景和出版过程。译丛涵盖了数字媒体领域的多个前沿话题，包括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数字营销、新媒体技术等。本次发布会隆重推荐的五本已出版的译著分别是《消费文化中的名人与粉丝——粉丝生活的自传式民族志考察》《新闻里的数据：计算机辅助报道实用指南》《如何打游戏——大众文化中的游戏世界》《社交媒体：传播交流、分享及可见性》《数字文化中模因的话语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叶明睿围绕“数字媒体前沿译丛”的出版，分别就数字媒体研究领域的国际化、原创性问题和建设数字媒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等话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周勇指出，学术著作的翻译在国内知识建构方面具有很大的基础性作用，“数字媒体前沿译丛”这种系列丛书的翻译，是适应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界变革趋势的成果。张洪忠指出，在新闻界正在迅速变革的时候，学术界的思考更为重要，要拉近与世界的距离，学术研究队伍的国际化是必备条件。朱鸿军表示，数字媒体研究的学术研究范式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在之前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第五种范式”更需要学术界在新闻传播的实践领域已经发生智能化巨变的前提下，迅速作出前瞻性的反应。因此组织数字媒体译丛的意义重大。叶明睿提出，在万物互联已经导致各种边界消失融合的今天，理论与实践的边界也在逐渐融合，因此无论是从产业、经济还是技术、文化等维度，优秀的译作在沟通国内外学界的作用不仅只是具有解释意义，更有互相理解和嵌入的作用。 “数字媒体前沿译丛”译著的主题涵盖了粉丝研究、数据传播、游戏传播、社交媒体、数字文化的话语权力等数字媒体前沿话题，对于了解全球数字媒体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更好指导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套译著的出版是研究型教学的典范和标杆”教务处处长罗自文在发布会上对译丛高度评价。译丛从策划到出版问世历时三年，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研处的大力支持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新闻传播学院充分发挥科教融合的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正荣在译丛总序中表示：“越是需要本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越需要一种国际化的考量。这支新闻传播学团队以其专业性理解和词语使用使译作更为恰当准确，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更丰富、更广泛、更深入、更实用的思路。”编辑杨海校对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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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备受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终于迎来结局。背负17名被拐儿童、12个破碎家庭的悲剧，历经两年、四次审理，余华英最终被判死刑。把她送上法庭的是杨妞花。29年前，余华英把这名5岁的女孩从贵州拐走，卖到河北邯郸，价格是3500元。两年前，寻亲成功的杨妞花报了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落网。 “我父母躺在坟头就是事实。余华英拐走我之后，我家人倾家荡产在找女儿。”12月19日，第六次和余华英在法庭上对峙时，杨妞花讲述了自己和其他被害家庭的经历。庭审从早上持续到下午，最后，她和数十位被害人家属一起，听到了意料之中的判决。2024年12月19日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离断余华英今年61岁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法院公开的庭审影像中，她瘦削，略微驼背，颧骨突出，一头短发灰白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常低着头。杨妞花能感觉到余华英这两年的变化。回忆起之前几次见面，杨妞花记得，余华英曾在第一次开庭时道过歉，“她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路，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但是大家不原谅我，我能怎么办’。” 杨妞花觉得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余华英似乎曾想抗争。“她在庭外的时候一直哭，但一走到庭内就会抬头挺胸。”直到两个月前的重审一审宣判，杨妞花发现余华英有些变化，“她手一直在抖，垂头丧气，不再抬着下巴，也没有死死盯着我。” 在被拐卖的众多儿童中，杨妞花无疑是特殊的一个。据余华英供述，1995年初，她在贵阳租住，“（来贵阳）就是找小孩卖到河北邯郸的。”半个月没找到合适的男孩，她盯上了租住在一楼的杨妞花。一天早上，趁大人出去，她对女孩说“带你去玩”，就这样把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杨妞花儿时照片。受访者供图路上，杨妞花说“要回去”，对方就吓唬她：“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她想上厕所也被拒绝，不得已尿了裤子，又被余华英踹倒在地。下了车，杨妞花被卖到邯郸姚寨村，成为一个聋哑男人的女儿。远在南方的那个家庭从此坠落。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回忆，妹妹不见之后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父母每天都在找。怕人贩子把女儿带走，两人卷着被子住进火车站，父亲也开始酗酒。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耗尽全部希望的父母相继去世。杨桑英从此跟着外婆生活。长大后的杨妞花也一直在找父母。她尽力拼凑着关于家乡的回忆，一点点打听，也向宝贝回家（寻亲公益组织）志愿者求助。2021年5月3日，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事情很快有了转机，视频引起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包括她的亲姐姐。 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回到了位于贵州毕节织金县的老家。她本计划站在父母面前，看看自己和他们长得有多像。但那天，她翻了山，找到了一小堆坟。她跪倒在疯长的蒿草旁。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9个孩子。新京报记者梳理法律文书发现，1993年到2003年，余华英伙同自己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已故），以及自己的丈夫王加文，先后从贵州、重庆和云南拐卖了17名儿童，涉及12个家庭。这些孩子多是五六岁的男孩，卖出的价格一般是四五千元，最高的12500元。其中五起犯罪中，余华英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作案手法大同小异。余华英和龚某良每来到一个城市，都会一边租房居住、熟悉周围的人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一边物色目标。被她盯上的孩子，父母多半整日在外工作，有的摆摊，有的扫马路，余华英便以“买糖吃”“出去玩”为理由，将孩子带走，送到河北邯郸，通过中间人寻找收买人。多个家庭因此深陷痛苦。有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孩子回来，临终前嘱咐妻子“不要放弃寻找”。有的夫妻因此有了矛盾，离了婚，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来寻人。有父亲跑到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跑去四川、河南打听。有父亲把所有收入都用在找孩子上，打工赚到钱就去各地找，钱没了就再打工。 “余华英把儿童当做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在最终的判决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描述。受审 “我有一瞬间后悔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找家？渴望了那么多年的亲情，（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杨妞花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2021年5月15日，杨妞花（中）回到家乡，与外婆（左）、堂妹（右）坐在一起。新京报记者彭冲摄她决心让人贩子受到惩罚。2022年6月5日，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立即立案调查，2022年7月1日，办案民警向阳告诉新京报记者，嫌疑人余华英已被抓获。指认照片时，杨妞花一眼认出了嫌疑人。“她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窄窄的脸，外眼角往下耷。” “瘦瘦的”“颧骨高”“黑黑的”，很多被拐儿童都对余华英有印象。 “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圆脸。”余华英也记得杨妞花。据报道，2023年7月14日三牛娱乐平台用户登录注册，该案一审开庭时，杨妞花问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余华英低声答：“认得。” 当时，检方只查明了余华英的8起拐卖事实、涉及11名儿童。余华英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无力赔偿多个被拐儿童家庭的经济损失。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处余华英死刑。她认为量刑过重，当庭表示上诉。两个月后，该案二审开庭。被害人代理律师王文广曾透露，余华英一方提交了一份证据，“和她一同生活的男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之后没有发现余华英再犯罪。但出庭检察员认为与本案无关，我们也认为无关，不足以成为减刑理由。”王文广告诉新京报记者，庭审过程很顺利，余华英虽然对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不承认曾殴打、虐待被拐儿童。 2023年11月28日，二审庭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未等到二审宣判，公安机关发现了新的犯罪事实，案件被发回重审。这次，余华英身上的另外4起犯罪事实、被拐卖的另外6名儿童终于浮出水面。其实，余华英的犯罪道路比人们想得还要长。 2003年之后，她又于2004年拐卖了两名儿童。那次，她（使用假名张芸）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经减刑于2009年5月18日刑满释放。她在服刑期间写下一份自述，称自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出生在很穷的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便去世了。余华英辍学，回家劳动。17岁时，父亲去世。21岁，她结婚、来到重庆，两年后生了女儿。而犯罪的起点也更早。据报道，在一审法庭上，余华英供述，1992年，她和打工时认识的龚某良生下一个儿子。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无力抚养。通过邯郸的中间方，他们以5000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孩子。正义王文广曾在该案重审一审开庭时询问余华英，卖掉儿子后，是否想念过他。余华英答：“也想（念）过。”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你拐走了孩子的其他家庭，他们也会想念自己的孩子？”王文广继续问。余华英沉默。那次庭审，余华英最后说了一句，“我伤害了这么多家庭，希望法院从轻处理，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王文广表示，“这么多起（犯罪事实）她都未主动、如实供述，检方认为，这不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 今年10月25日上午，该案重审一审宣判。余华英再次被判死刑，也再次当庭表示上诉。很多被害人家属表示，虽然对判决结果满意，但余华英的持续上诉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持续上诉是她的权利，也在意料之中。”在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每一次开庭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躺在床上就不由自主掉眼泪。”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不想再面对她。” 杨妞花计划，只要在庭上有发言的机会，就要把自己了解的全部被害家庭的经历都讲一遍，“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家庭。” 这几年，杨妞花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次见到余华英时，她心里全是恨，想要让她坐牢、得到严惩，“想硬碰硬，很担心会轻判。”第一次判决后，杨妞花的心突然放下来了，“掉泪掉了两分钟”，觉得父母终于可以安心，不再惦记她。后来，余华英一次次被重判，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团圆，网友也和她一起声讨人贩子，杨妞花心里的恨意虽然没有减少，但是她开始相信，正义很重要，正义也一直存在。 “这不仅仅是杨妞花追究人贩子余华英的一场审判，更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杨妞花不再是那个孤胆英雄。”重审二审开庭前，杨妞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并没有准备新证据，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很有信心，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也充满信心。结果果然在意料之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4年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二审现场。图源：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全社会都务必高度警醒，形成反拐共识，让天下无拐，悲剧不再发生。”一名检察员在庭上发言。数十位被害者家属到庭旁听，其间不少人流泪。有家属发言时难掩悲伤：“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偷走了，我一无所有。”有人注意到，余华英态度恶劣，时不时反驳律师。王文广透露，对于这次最终判决，余华英依然认为“过重”。不过，这大概率是杨妞花最后一次面对余华英了，持续两年的较量终于告一段落。但她的事业还没结束。杨妞花计划，未来要继续帮助寻亲群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会坚持走下去。” 新京报记者彭冲编辑杨海校对杨许丽